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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不得不和微软竞争是太阳公司的不幸,但是后者并非没有过机会。遗憾的是,太阳没有抓住一瞬即逝的机会,终于功败垂成。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哲学家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Allthatisrealisrational,andallthatisrationalisreal.)这句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成为最有进步意义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了,它终究就会消亡。风投在六十年代后(而不是二战以前)在美国(而不是世界其它国家)蓬勃兴起有它的社会基础。网上真实赌博棋牌软件IT行业发展至今,自有它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没有因为价格的不断下降而萎缩,而是越来越兴旺。我们以后还会陆续介绍它的发展规律。

网上真实赌博棋牌软件让我们通过微软和苹果的例子,来了解一下制定规则的作用。当微软占领了95%的微机操作系统市场份额后,软件开发商专门开发苹果软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设计和生产一种只能在5%的公路上跑的汽车。几天前我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一位研究计算机安全的教授讨论信息安全的问题。我们在谈到以往的基于Unix内核的操作系统,比如苹果的OS,通常比微软的安全时,他向我介绍说,新的微软操作系统Vista现在已经比苹果的操作系统和Linux安全得多(我多少有点惊讶)。但是,微软的Vista仍然比苹果的操作系统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后者的数量(或者说市场占有率)太小,以至于制造计算机病毒和间谍软件(Spyware)的人“懒得”去攻击苹果的计算机。这对苹果公司和苹果的用户是一条悲哀的好消息,它说明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统治地位多么强,就连造毒者都必须造微软的毒。事实上,苹果在早期一直标榜自己的产品在技术上和性能上比微软的强,现在连它自己都不觉得这是卖点了,另辟蹊径地追求酷了。新闻集团收购休斯公司后,只留下了DirecTV卫星电视服务,而将其它一些小电子部门,包括为企业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休斯网络系统陆陆续续地卖掉。然后将DirecTV重新上市,现在仅这一部分市值就高达三百多亿美元,而且盈利可观。而通用公司自己,经过了几次输血,仍然不死不活,现在市值只有不到六十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亏损了一百五十亿美元),也就是当年它子公司休斯电子一个部门DirecTV今天价值的五分之一。通用汽车失败的根源在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它一直认定自己是个汽车公司,一定就要以汽车公司为主。这好比在围棋盘上,通用汽车有一条经营了很长时间却已经没有气的大龙,和一片布局完美可扩展空间大的实空,通用汽车总是舍不得牺牲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大龙而错误地放弃前景看好的实空,最后满盘皆输。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

虽然生物制药公司和信息科技公司一样有着低制造成本的特点,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万灵药能治所有的病,甚至对于同一种病也不存在一种药能医治所有的人,因此就有很多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并存。它们每个公司专门研制针对不同疾病的药物。因此前面所讲的主导性的公司在生物制药领域并不存在。风险投资公司一旦将资金投入一个新创的公司后,它的投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从某种角度上讲,它才刚刚开始。思科自己公布的从1993年起的收购超过百起,这没有包括很多小的收购。以1999年思科七十亿美元的天价收购Cerent公司为例。后者本身就是由思科前副总裁Bhadare创办的,从事互联网上数据传输设备制造的公司,并且在早期得到思科一千三百万美元的投资。Cerent的技术和产品显然是思科所要的。事实上,从思科分出来的这些小公司比其它创业的公司更容易被思科收购。因为,一方面这些创始人最清楚思科要什么技术和产品,也最了解思科本身的产品以便为思科量身定做。另一方面,他们容易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因为风投公司能看的清它们投的公司将来出路在哪里——卖回给思科。所以,在硅谷一些想通过新兴公司发财上市和收购财的人,当看不准哪个公司有发财相时,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那些思科人,尤其是思科高管和技术骨干开的小公司。这一招在千禧年的前几年颇为灵验,当然这些弄潮儿还得让人家公司看得上。网上真实赌博棋牌软件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和预期的一样,MCI和Sprint果然来买朗讯的设备了。朗讯的销售额比原来作为AT&T一部分时有了明显的增长。不久,股价就翻番暴涨,而同期AT&T公司的股票还按着原来不快的速度慢慢地爬,这正应了华尔街和大家的预想。华尔街的人大发了,朗讯的高官们中发乐,有股权的员工小发了。1999年,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不少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谈到股票时,他们一个个意气分发,人人都洋溢着笑容。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灭以前,朗讯的股票四年长了十三倍,市值达两千四百四十亿美元。二战后斯坦福大学遇到财政困难,斯坦福有8000多英亩的土地,相当于十多个颐和园大小,而它真正需要使用的土地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今斯坦福荒着的土仍然地占一大半。但是根据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大学的土地是不能出售的,因此,无法直接从闲置的土地上挣钱。后来有一个叫特尔曼的教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的遗嘱,发现上面没有禁止斯坦福把地租出去。于是,斯坦福就拿出一片土地,办起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IndustrialPark),惠普公司成为进驻工业园的第一批公司。惠普公司的从这里起步,生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公司也随着进驻斯坦福工业园。到了计算机时代,由于这些公司大多从事和半导体有关的技术,从此这里便被称为硅谷。而斯坦福大学,不但度过了难关,而且从六十年代起,一跃成为世界顶尖名校。惠普则成为硅谷神话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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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1982年,IBM和美国司法部在反垄断官司中达成和解。和解的一个条件是,IBM得允许竞争对手的发展。如果不是PC机的出现,这个条件对IBM没有什么实质作用,因为过去一个公司要向开发计算机,必须是硬件、软件和服务一起做,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但是,有了PC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因为IBMPC的主要部件,如处理器芯片、磁盘驱动器、显示器和键盘等等,或者本身是第三家公司提供的、或者很容易制造,而它的操作系统DOS又是微软的。因此,IBMPC很容易仿制。IBMPC唯一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BIOS是自己的,但是很容易地就被破解了。在短短地几年间,IBMPC的兼容机入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如果不是反垄断的限制,IBM可以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自己的技术进入市场,或者直接收购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有了反垄断的限制后,它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自己不愿意下功夫做PC,另一方面无法阻止别人做PC,IBM只好看着康柏(Compaq),戴尔(Dell)等公司作大了。网上真实赌博棋牌软件资源和数据是集中管理,所有的计算、存储和打印由小型机完成。它的好处是信息是共享的,但是成本非常高,对于一个几十人的小型企业,基本上用不起VAX小型机加终端的计算机系统。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个20~40个用户的VAX系统需要花费近二百万人民币。除了硬件的投入,小型机系统还需要专门的机房和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必须经过硬件公司的培训。虽然小型机速度不慢,但是它的计算速度摊到每个用户上并不快。小型机是整个系统的中心,如果它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系统都无法工作。微机联网后,在很多时候可以代替小型机,它的架构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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